中国古代思想界有三大核心思想——儒、释、道。因信奉者的偏好，不免各有轩轾。（如《喻世明言》中说：“从来混沌剖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释迦祖师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圣贤，佛教中出佛菩萨，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只有道教，学成长生不死，变化无端，最为洒落。”）但整体而言，他们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照亮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天空。

封建社会中，佛教与长期与儒家、道家并称，“儒释道”一起成为在中国古代精神领域中的支配性思想。对它们的功效，宋孝宗总结说：“以儒治国，以道养生，以佛修心。” 元仁宗说：“修身治国，儒道为切；明心见性，佛教为深。”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治国形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切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体系（从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再到炎黄子孙，所有的中国人都组成了亲属关系），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及社会的太平。

与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积极追求仕进求治天下之旅相比，道家更重视养生及研究自然，出了很多隐士及专业性人才如“道医”等，他们还讲究无为清静，少干扰，不折腾，创造让百姓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有益补充，如姜子牙治齐的“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及西汉初年的“黄老之道”等。

但中国先秦诸子的学说中缺乏心性之学，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公治长》）所以佛教对心灵世界的关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引起了中国古代许多名人的重视。

佛教起源于今尼泊尔地区，在秦汉时期传入中国。最初主要在下层民众中间传播，尚未引起上层文人士大夫的过多关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儒家地位受到冲击，佛教开始大规模地传播开来，在唐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众多的宗派，尤其以中国化的禅宗最为盛名，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是一门关于心灵超脱的学说，它的核心价值观包括“空、缘、度、心”等方面。“空”是佛教价值观的基石，它以“空幻”为核心，强调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非生命的本质，超越它们的束缚，不过分执着才能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佛教有几句关于“空”的耳熟能详的俗语，可谓是妇孺皆知，如“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西游记》中主人公的名字也叫“悟空”，可见“空”在佛教中的重要含意。

缘也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价值观，它以“因果”为核心，强调事物发生联系及变化的依据。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听到“缘”这个概念，如“缘分”、“缘法”等。佛教认为凡事皆有因果，物质与精神等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处于一种“无常”的“空无不实”变动状态。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与变化都是依据一定的缘法而发生，不能独存，所谓“真空生妙有”，“缘聚而生，缘散而灭”，“既种业因，便有业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显示出劝善抑恶的精神建构。

“度”以“度化”为核心，指帮助生命摆脱苦难，获得超脱的行为。佛教主张“普度众生”，强调积极入世，爱护生命，度化世人，在实际生活中行善以达到心灵世界的圆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日日是好日”，“日行一善”等格言，都是这种入世精神的体现。大乘佛教还讲究度化鬼魂，古代请和尚念经作法事对亡灵“超度”，就是希望他们帮助死者的鬼魂摆脱轮回的苦难，获得解脱。

“心”的价值观以“修心”为核心，指加强精神境界的修炼提升，“直指人心，即心即佛”。中国人所创的佛教经典《坛经》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任何人都不能侮辱、歧视别人；只要真心向善求佛，无论耕田、种菜、做买卖都是修炼的手段；不能时时反省，发现并养护自身的佛性、智慧及觉悟，佛祖也没办法渡化人成佛。

释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留下了上千部佛教经典，这对中国传统学术思维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相对而言，中国的儒家与道家的著作大都篇幅短小，形象性强而说理的严密性则有所不足。孔子“述而不作”，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佛教思想及著作的传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启发意义是非常大的。中国第一部大部头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就是在佛经启发下编著的。

对心灵世界的关注是佛教的一大特色，这种思想不仅为汉语贡献了世界、刹那、觉悟、意识、忽然等词汇，而且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对人们摆脱烦恼，享受心灵世界的美好起到了重大作用。禅宗对中国学术（如理学、心学等）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深远影响。

唐朝时期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曾在中国传教，但最后只有佛教大面积流行并和中国文化广泛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个现象与佛教的特点及其与中国文化土壤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今天重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不重新从儒释道三家思想中去寻找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