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即介绍刘勰所论。刘勰所驳斥的《三破论》，全文已佚，只能从刘勰、僧顺的驳论中知其大略。所谓“三破”，即攻击佛教破国、破家、破身。刘招一一加以驳斥。

《三破论》说僧徒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兴造佛寺，苦剋百姓，使得国空民穷，是谓“破国”。这种看法，应该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乃是寺院过度发展、僧徒冗多秽杂的一种反映。东晋以来，类似的指斥屡见不鲜。东晋权臣桓玄就曾斥责僧徒狠杂，骄奢自悠，寺庙、佛像竞为奢侈，“天府以之倾匾，名器为之秽默”，甚至寺庙成为避役者和不逞之徒的通逃数。故下令沙汰僧众。即便慧远，也不能不承认“佛教陵迟，秽杂日甚，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刘宋、萧齐时，朝廷都曾下令沙汰僧人或禁止出家、禁止造寺铸像。即使僧佑，也曾于永明年间奉救人吴料简僧尼。所谓“料简”，即淘汰其冗杂之意。此种寺庙、僧尼畸形发展以至妨碍经济、甚至蠢害政治的现象，适足以成为道教人士攻击佛教的口实。刘勰驳斥这一论点时，说大乘教义穷理尽妙，以慈悲为怀，拯拔大众于苦海之中。而修建塔寺，正是为了阐扬妙法，虽费功于一时，而道被于千载。又说验之以历史事实，社会的太平殷富或贫乏动乱，并无关于佛教。秦末动乱，汉初殷盛，“非秦末多沙门，而汉初无佛法也。验古准今，(佛教)何损于政”。这其实是避开东晋以来僧尼冗杂、沙门蠢政的历史事实，巧为之辩。

《三破论》又说，佛教使父子兄弟之间，信仰、行事发生矛盾。僧尼出家，遗弃父母，连父母死也不为之服丧，废绝孝敬之道，是谓破家。刘勰驳云，孝是至极之理。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应遵循孝道。只是在家者“修教于儒礼”，出家人“弘孝于梵业”，形迹不同罢了。“佛家之孝，所苞盖远”。出家者知人命短促，虽生时尽孝养之道，仍无济于尊亲之幽灵。故修学佛道，以拯拔亲人于苦海，使其灵魂超升，永灭冥冥中的苦难。至于儒家重丧服之制，慎终追远，固然是缘情制礼，寄托孝思，但圣人之教亦随时代而变改。上古三皇之世尚质，不封不树，无丧葬之礼;五帝尧舜时，丧服之制方才具备。不可因此就说三皇教民弃绝孝道。佛教无丧服之制，弃俗反真，理亦相同。总之在家出家，形迹虽异，其尽孝之理;并无二致。刘勰此种答辩，实亦有所本。例如东晋桓玄欲令沙门向君上行跪拜之礼，慧远作书答辩，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说信佛者或处俗弘教，或出家修道。在家者不变其俗，“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者则为拯拔众生而遁迹方外，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脚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按沙门所奉行者，实有与华夏礼俗违异之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者往往在于此，反对佛教者亦以此为口实。慧远、刘勰所论，均申说“形迹”与实质的关系，说佛家之法虽有异于中土礼俗，但其“神用一撰”、“玄化同归”，教化民众的用意并无不同。

《三破论》又斥佛教“人身而破身”:僧徒断发毁身，不娶妻生子，断绝宗祀，不跪父母，甚至若儿先出家而其母在后，则母反跪子。这也是从佛教不合中国礼俗的角度加以攻汗。其言云:“不礼之教，中国绝之!何可得从!”可谓申夷夏之防，声色俱厉。刘勰说，出家人为了拔出于尘域，必须格守戒律，虔修禅定，故不娶妻不蓄发，断绝爱累形饰，以便集中精神，澄心修道。其事既出乎常情，其教亦异于凡俗。古代泰伯、虞仲，自北方来到江南，也曾断发文身，而孔子盛称其德。可见形饰毕竟属乎形迹，佛徒乃是“弃迹求心”。至于不跪父母，甚至接受父母的礼拜，乃是因子既出家，即道之所在;“父母礼之，尊道故也”。即便儒家之礼，亦有变通。如新行冠礼，其母拜之，“喜其备德，故屈尊礼卑也”。甲胃之士，见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周、孔礼教，亦且如此，又何必于僧仪独加惊怪指斥呢?取儒家教典作为理由，也是释徒卫道护法常用的方法。刘勰又说，一家之内，一国之中，原不可能人人出家;那么《三破论》所谓“绝种之罪”，乃是无的放矢。按古代社会，宗祀必须延续，人口必须蕃息，传统礼俗必须维持。反对佛教者既每每围绕着这些有关问题施以攻击，则刘勰的这些辩驳，自属必要。刘宋时袁粲驳顾欢《夷夏论》，也说“佛法垂化，或因或革”，并非要全然改变华风。在家修行，当然“容衣不改”;即使出家为僧尼，服貌虽变，也只是“从道”而已，并非就是遵从西戎之俗。“风俗自殊，无患其乱”。佛教乃外来文化，为了减少传播中的阻力，辩护者必须努力辩明其教对于本土固有风俗并无破坏作用。

除了斥破国、破家、破身之说，刘勰还驳斥了《三破论》中其他一些诬蔑佛教的言论。例如《三破论》以《化胡经》之类为依据，说佛法乃老子出关教化西域而设。胡人粗犷无礼，故使其不娶不嫁，以自然断绝其种。刘勰严正指出，《化胡经》乃道教中奸滑之徒所造，理拙而辞鄙。又说:“寻西胡怯弱，北狄凶炽，若老子灭恶，弃德用刑，何爱凶狄而反灭弱胡?”上文已言及，诬蔑西土风俗的说法，盖起于晋代;汉代传说本言印度民风和平柔弱。刘勰此论，盖取旧说。周、汉以来，北方匈奴犯塞的记载，史不绝书;十六国、南北朝时，人主中原者亦多为北方少数民族贵族，至于西域诸国，以至印度，并不曾侵犯中国。刘鳃的说法也是观察史实而作的结论。《三破论》又说，“佛”之旧译，本作“浮屠”，乃因胡人凶恶，老子化之，而不欲伤其肉体，故使其落发，象征屠割之意。又说僧徒原称“丧门”，犹“死灭之门”之意，后来才改为桑门、沙门。沙门亦犹“沙汰之法”，仍是贬意。此种诬蔑，今天看来，极为可笑。而在当时，当亦颇为流行。刘勰说，佛经初译之时，“音字未正”，故有“浮屠”之类译法。意谓当取其音，不应望文生意，“以文害意”。按《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专论此事，观点与刘勰一致。而僧顺所作《释(三破论）》，则说“浮屠”原作“浮图”，乃因“圣瑞灵图，浮海而至，故云浮图”。又说丧门之“门”，犹如“不二法门”、“众妙之门"、“祸福无门”之“门”，而“丧者灭也”，“灭尘之劳，通神之解，即丧门也”。可说是以讹斥讹，较之刘勰所说，差得远了。

由以上所述，可知《三破论》对佛教的攻击，也多从夷夏之辨即佛教不合中土礼俗的角度出发，刘勰的反驳也就多就此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