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贬谪黄州，是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巨大的反差与磨砺，使他的心态经历了孤寂、淡泊、旷达的历程，使心灵得到调节、反思和净化，使人格精神得到升华，从而为他达到文学创作的巅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坚实基础。

苏轼是一位“奋历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有为之士，自入仕以后，在政坛很有影响，宋仁宗曾“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围绕赞成与反对变法，形成新、旧两党，苏轼作为“旧党”中坚人物之一，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并屡作诗文讥讽，部分“新党”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李定、舒檀、何正臣等人摘录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加以弹劾，逮捕入狱，形成有名的“乌台诗寨”(乌台，指御史府。《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因称御史府为乌台)。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他曾回忆道：“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因朝中人士竭力相救，王安石出面说情：“岂有圣世而茶才士者乎?”神宗也怜惜其才，所以苏轼才死里逃生，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州府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员，列八品)，但不得签书公事，实际上是流放黄州。

转瞬之间，由仕宦而囚徒，由繁华京师而偏僻小城，“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雄心壮志被砸得粉碎，苏轼的仕途、生活、思想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一时难以调节，从而使他在谪居黄州之初，惊魂未定，余悸未消，心境十分凄凉，心态显得十分孤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反映了这种心情：

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

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

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

已惊北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

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

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早早谢。

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

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

同时，苏轼在人格精神上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即进不苟合，退不甘心的思想矛盾，他通过《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表现了这种选择：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在这里把他的人格精神凝铸成一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孤鸿，通过孤鸿那孤高圣洁、朦胧神秘、惶惑不安的写照，表现出他有所眷恋和期待，有所失望和怨怅，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被外界理解和同情的心境和精神状态。

苏轼抵黄州后，依惯例向宋神宗写了个《到黄州谢表》，表示要“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这种“杜门思愆”，使他孤寂、惊恐的心态逐渐趋于平静，心灵得到调节，而进入淡泊境界，正如他于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神庄院》所言：

十月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

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

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

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苏轼是一个天性旷达的人，心情一旦恢复正常，他心态中的主流——旷达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的旷达是一种人生态度。受儒道释的影响，苏轼的人生观常常呈现两种面貌，一是儒士，一是隐士。在贬谪黄州之前，他以儒士心态积极有为于世，冀望建不朽功勋，留万世芳名，表现的是一种入世的旷达心境。但贬谪黄州之后，因乌台诗案打击和朝廷政敌的迫害，他有为于世的儒士心态严重受挫，退隐以求超脱旷达的隐士心态支配着他的精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灵净化，即内在超越的出世的旷达心境。苏轼的这种旷达在前后《赤壁赋》中得到充分展现。如“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他的旷达是一种胸怀。“乌台诗案”对他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但他贬谪黄州，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之后，其心态就迅速恢复正常，心胸历平静而至旷达，不耿耿于冤屈，不戚戚于困境。这种旷达的胸怀在他的黄州作品中比比皆是，正如《临皋闲题》所言：“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他的旷达是一种境界。苏轼在黄州期间，内省自察，修面养性，陶冶情操，使他的旷达性格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定风渡·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这种襟怀豁达、处变不惊的旷达境界的真实写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的旷达是一种性格。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的确，乐观、旷达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度过了艰辛的黄州生活。这种性格便他在黄州的作品充满趣味。如元丰七年二月，“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邻才能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后数日，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

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

已倾潘子错着水，理觅君家为甚酥。

苏轼在黄州期间，其心态经历了孤寂、淡泊、旷达的历程，并以旷达为主旋律，使心灵得到净化。而支配苏轼这种心态的精神支柱是道、释、儒三家，并以道、释为主。

苏轼与道家很有渊源，他的启蒙老师张易简就是一位道士。年轻时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本传》，但忙于仕途，无暇深究道家玄奥。贬谪黄州后，道家思想为他的“出世”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他很注重学道，从中吸取自已所需的养份，作为净化心灵的良药，在《答秦太虚书》中，他全面阐述了自己黄州学道的过程和目的：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苏轼学道，取其旷达而非颓放，并融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可以说，苏轼的旷达胸怀，与他在黄州潜心学道，精研老庄分不开的。同时，道家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形成的豪放风格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道家思想一样，佛家思想对贬居黄州的苏轼的影响也很明显。黄州城的安国寺是他参禅之地，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的阐述了他黄州学佛参禅的经历：“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答毕仲举书》中，他给我们敝开心扉：“佛书时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悟者，仆不识也。……不知君所得于佛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仆辈俯仰也。学佛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未至所期，而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延缓自疑，故亦以为献”。也就是说，苏轼学佛是“期于静而达”，作为一种炼养身心的手段，吸取其中有益于身心的部分，以便更好地医治精神上的创伤，进而净化灵魂。

儒家积极有为于世的“入世”思想是苏轼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乌台诗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在黄州期间以佛老思想来安慰自己，但儒家思想从未泯灭，只是受现实环境的限制，而十分隐蔽，后人雅称为“韬晦”。正如在《与李公择》中所表白的“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笔于生死之际。”实际上，他身居黄州，一直是关切民事的。如他听说官军恢复失地，大破西夏军，大喜过望。作《闻洮西捷报》，纵情高歌：“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他身处逆境，却尽最大能力助世帮人，如他听说黄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消息，“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要求革除陋习，并身体力行，表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吾虽贫，亦当出十千。”黄州流行时疫，他毅然将向巢谷苦求得来的治疫秘方“圣散事”公诸于众，“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仁爱宽厚的儒家风范，而这正是他安心定性的最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