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明初之“禁番香” 杰克特纳曾说：为了香料的缘故东方和西方在古代就建立了联系，因为香料在东西方交往的最初时期就出现在了西方，可以有理由推断香料是东西方走到一起的动因。然而香料的外来物的感觉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人们把本地香料也与东方所产混淆。这也提醒人们，在香料路线上所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对待外来物的态度，其实正是天下兴衰之映朕。如鲁迅曾说的：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自汉时海外香料流入中原，历代国人取其所需而用，纵有视其奢靡者，却少有怵其险诈者!直至明代，朱元璋颁布禁藩香之令。

《明太祖实录》载：甲寅(洪武二十七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栢、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可见，明之禁香，所禁者乃是外来之香，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认为宋因滥用海外香料过于奢侈而亡国，覆车之辙不可蹈也，而在于海外诸夷多诈!这正是朱元璋禁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之江山，半是得自蒙古王廷，半是得自南方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汉人势力。建国后，明之主要军力集中于北方边境，与蒙古相峙;又恐陈、张、方余部水师蛰于海外，与诸外番勾结，限于无多余军事力量震摄，索性断绝与海外各国的交往，番香自然受此连累这与明政府对茶的贩鬻之禁正可彼此呼应：明对西部诸番与外番又不同，采取的是拉拢、辖制态度，因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所以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马入中国，则可用于北方边境，以制戎狄。

此外，从并书名, 不书番香, 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 两广所产香木盖虑其杂市番香等言辞，可知彼时番香与中土诸香相杂。与杰克特纳所说的西方人把本地香料也与东方所产混淆相反，番香在中国已然非常本土化，其外来物的身份甚至会被忽略。在番香融入国人生活的过程中，异国文化也与之相伴，融入国人的思想这在最以束缚国民思想、强化专制统治为重的朱元璋而言，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王铭铭的《说香史》一文见解精妙：明朝与此前几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对区分夷夏间的文化差异界线有着极其焦虑的关注。明朝的政权创建者朱元璋认为, 宋元时期, 因相继遭辽金之窘和夷狄统治, 自宋开始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衣冠礼乐日就陵夷, 出现以胡乱华、以夷变夏的局面。为了降低夷狄的影响, 明初的统治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来号召百姓克己复礼, 而自身也在致力于恢复上古时期的礼仪和教化。在这个过程中, 正统的天、地、人神都被官方推行。然而, 对于流行于民间的祭祀方式, 朝廷则极其排斥, 特别是对于用番香来祭祀华夏的天、地、人神, 对于与番俗有关的仪式, 更是如此。

史书所载禁番香当年及其后几年朱元璋之所为可证明王铭铭的见解：

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以四方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复用。秋八月，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二十八年夏六月壬申，诏诸土司皆立儒学。九月庚戌，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三十年，编《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义》、《皇明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明史礼志》对此总结道：若夫厘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而诸神封号，悉从本称，一洗矫陋习，其度越汉唐远矣。

有人提出，就连朱元璋废团茶，也与香有关。沈德符写《万历野获编》道：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张景岳《类经》注有：天以五气食人者，臊气入肝，焦入心，香气入脾，腥气入肺，腐气入肾也。香气入脾，脾主智。

或许是巧合，史上两次由上而下的排斥香料入茶，恰皆逢上欲以文章之锢而实现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之际：宋徽宗于1107年写《大观茶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此前的1075年，《三经新义》颁布，从此，凡士子应试,自一语以上,非新经不得用。明太祖1391年罢龙团，此前的1369年，诏令天下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洪武罢团茶，影响不单在于使后世制茶方式由蒸青并成团茶为主，变为炒青并成散茶为主;更彻底颠覆了人们曾经的体均五行、和实生物的饮茶理念。

唐人饮茶，水在上，火居中，炭和灰烬属土，炉属金，所煮之茶属木;明人饮茶改作一瀹便啜，茶由道而沦为用时人作诗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已脱离雅事之列，而成俗务。

明之前，世人饮茶常伴以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物，或用龙麝入茶。虽然陆羽嗤之以鼻曰斯沟渠间弃水耳，朱权则叱杂以诸香不无夺其真味，然茶与诸物和合生化，调衡阴阳，又因天时地利，及人体质、好恶之异而变，实是人与天地相应的灵动所在。且比之清饮，于人尤有裨益。

唐代苏敬等撰《新修本草》道：茗，苦荼。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明代李榳《医学入门》亦云：龙脑属火。世人误以为寒，而不知其性散甚似乎寒耳。《局方》辄用与麝同，为桂、附之助。人身阳易于动，阴易于亏，且诸香属阳，岂有香之甚者而反寒乎!独行则势弱，佐使则有功，于茶最相宜。

清饮成风后，李时珍慨叹：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民生日用，蹈其弊者，往往皆是，而妇妪受害更多，习俗移人，自不觉尔。况真茶既少，杂茶更多，其为患也，又可胜言哉?人有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

可惜，清饮之盛，非仅关乎奢俭、康病，关键是世人审美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人们崇尚天地之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

这真有些像今日单烧沉香之风的愈演愈烈。不可否认，人在单用茶与香时，确实也能感悟到美妙。然而，套用李时珍之言：习俗移人，自不觉沉香之害。况真香既少，杂香更多，其为患也，又可胜言哉?

事实上，朱权之所以在《茶谱》中竭力赞慕朱元璋所倡饮茶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寄托了对建文朝起自己于政治上屡屡失意的不满，非此不足以破孤闷。后文中，其亦表示虽世固不可无茶，然茶性凉，不疾者不宜多饮。又讲熏香茶法：百花有香者皆可。当花盛开时，以纸糊竹笼两隔，上层置茶，下层置花，宜密封固，经宿开换旧花。如此数日，其茶自有香气可爱。有不用花，用龙脑熏者亦可。

上古，香、乐、舞，皆是贯通天人之介，人们以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理想。至明清，宫廷雅乐沦为呆板枯燥的仪式，失去活力;生活中，乐舞也大多融入戏曲，独立性表演日渐销匿。而香，更开始失去了养性的灵妙。

与之相映的，是科技的倒退。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到了明代，较早的方法已被人们遗忘，水平日益下降。我们记得，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能取得皇室信任，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预报交食。又如十六世纪以前使中国处于代数学领先地位的，建立和求解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天元术，也自明朝起几乎无人知晓(我用几乎，是因明代数学家王文素《算学宝鉴》毕竟尚有按天元术建立方程式的解法要点，方程次数最高达九次。可惜当时少有人问津，未能刊印，现也只有手抄孤本存于北京图书馆，想来于明代，此不过奇技淫巧)。

以上种种，乃因自明代起，国人失去了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灵性!

以香为例：明初，战火方息民生凋敝，不得不倡俭，香成为奢侈亡国的典型而被排斥;又因对海外交通、贸易之断绝，香料遂成禁物，得之不易;华夷对峙，亦使香作为外夷异端的代表，备受限制;君主好弄权而嗜杀，仕宦才俊九死一生，精英阶层元气大伤，以致文化倒退，香之神髓渐少人知;思想上的专制，使人之个性本真遭到严重遏困，香之灵亦昧矣。

以前，我曾对二十世纪中叶起香文化跌至谷底十分不解，待想通数百年前之云翻雨覆，诸疑顿消。

又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曾引《广东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将圣旨事意备榜条陈：我中国诸药中有馨香之气者多，设使合和成料，精致为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祷祈用，有何不可?檀香、降真茄兰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罗斛香、粗柴香、安息香、乌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结香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建文三年十一月，朱允炆的政府军与燕军交战正酣，百忙之中尚顾及番香事，想来一是为防沿海有变，二是借规范祭祀细节以正礼制。

这道政令实在很有意思：不仅留下了官方指导民间和香的记录，显见古时用合香之风尚;更明确把常作为君臣之药的沉檀等摒除于香方之外强制天下人转变习俗，以新君替旧君，新臣替旧臣，真难怪靖难之役皇权更迭!这般自己咒自己的行为，也可与杨广之大好头颅，谁当斫之、孟昶之《万里朝天曲》鼎足了吧。

我相信，香之兴衰，向来与国之兴衰应合。就在中国传统香文化由盛转衰的明代，法国人却于1533年由意大利迎来了凯瑟琳，这位王后用香水让法国上下为之倾倒，法国香水文化自此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