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中，佛弟子们在教团生活上一般维持著佛在世时一向的设施和惯例，在学修上奉行著四谛、八正道的根本教义，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论。这一时期，用佛教的话说，是‘和合一味’的时期。但是所谓和合一味，仅能说是大体上的一致，不是没有见解上和主张上的歧异。即以这一时期开始时的第一结集为例，在结集中就曾有关于‘小小戒’（微细的戒律）是什么和要不要废除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由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多数僧众没有能够参加结集，分散在各地的大弟子们也有未能参加的，他们不会没有认为需要补充或修正的意见。

如富楼那（十大弟子之一）除在事后承认结集的佛法外，又声明：‘我从佛得闻之法，亦当受持’。他和摩诃迦叶讨论戒律时，对‘内宿’（僧人住处留藏食物）等八条戒条，他认为那是佛制定之后又开了的，迦叶则认为是开了之后又重制定的，终于各行其是。典籍中又有跋波（最初五比丘之一）在窟外另行结集的记载。这些事实说明当时的统一之中存在著差异。佛在世时，于不同的时机，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教法。弟子们或因佛说法的时机不同而有听受的不同，或因各人的根性、专长和学修方法的不同而有了解和悟入的不同，这也是可以想见其然的。在第一结集之后，长老们分别率领僧众在各方弘化，师弟相承，渐渐各自形成传承的系统。他们传授的教法和戒律互有异同。各个传承系统很自然地按照地域划分其势力范围，日久之后，不能不受到各地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学说思想方面，有的态度偏于自由进取，对佛所说的教法，但取大意，对戒律的受持，也有所通融；有的偏于固执保守，拘泥教条，不敢出入；有的介乎二者之间。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势必引起后来部派的分裂。